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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滋龄和他的绘画艺术
暮夏时节,在北京朝阳区百子湾一处幽雅的住宅小区里,笔者按响了画家杜滋龄家的门铃。几年未见,年近古稀的杜滋龄鬓发染霜,鼻梁上架了副金丝眼镜,精神依然矍铄,却显得更加斯文和儒雅。
步入杜滋龄画室“点墨斋”,一面长近三米的大画案从窗口一直延伸到入户门附近,案上摆放着文房四宝、成卷的宣纸和尚未完成的新作;靠墙的红木橱柜上,珍藏着主人多年积累的碑帖字画、美学经典和中外名著。壁上则悬挂了多幅画家自己的精品力作,一股浓郁的瀚墨气息扑面而来。从落地窗向外望去,绿草如茵,树木葱茏,花卉繁茂,不禁暗自思忖:真是画家的一块风水宝地呀!
打开最新出版的《大家之路——杜滋龄》(山东美术出版社)和《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工程·杜滋龄卷》(河北美术出版社),画家自述、专家评论和一幅幅笔酣墨饱、飘洒恣肆的水墨人物画尽收眼底——从古代的屈原、李白、陶潜、苏轼、陆游,到现代的孔雀姑娘、版纳少女、南海渔妇、光明使者(矿工),无不形神兼备,生趣盎然;而画家描绘最多、也最能彰显其艺术品格的,莫过于中国西部边陲的雪域风情了。《雪韵》、《雪原藏女》、《帕米尔初雪》、《一路踏雪一路歌》和最新创作的《牧场之冬》、《粮满仓》等,将一个个藏民黝黑的面孔、壮硕的体魄、肥大的藏袍和维吾尔、塔吉克少女的俊俏面庞、精美服饰,与风雪弥漫的自然环境及牦牛、骆驼、马、羊、狗等动物巧妙自然地融合在一起,笔墨时而力透纸背,时而轻柔婉转,将水墨画的精妙和灵性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去年,他与冯远、房俊焘、鲍凤林合作的巨幅中国画《武昌起义》(306cmX451cm),以宏大的气魄、开阔的布局和精妙的人物刻划,表现了起义军将士攻破武昌城门,向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发出致命一击的历史画面,已成功入选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工程。
在当代中国画坛,杜滋龄是一位风格独特、成就斐然的画家。他的写意人物画深得中国画传统美学中“以形写神”的精髓,技法兼具南北人物画之长,又自成一家,形成浑厚华滋,豪放洒脱的绘画风格。近年来,他又不倦探索,表现题材更加广泛,用笔用墨更加浑厚自如,更注重绘画的精神内涵,正如他自己所总结的那样:“花甲始得造化魂”。
“绘画是我生活中最重要、最愉快的事,就如同鸟儿需要天空,鱼儿需要水一样。绘画已融入我的生命,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……”杜滋龄如是说。
几度风雨·坎坷求艺路
杜滋龄有位擅长书法的父亲和一个喜欢画画的哥哥,家庭的熏陶为他今生从事绘画事业创造了良好氛围。从七八岁开始,杜滋龄就为父亲研墨、铺纸,看他在纸上笔走龙蛇,或趴在桌上观察哥哥用毛笔勾勒人物,久而久之,对瀚墨产生了一种特殊情感。为了学画,他把吃早点的钱省下,买来绘画铅笔和水彩颜料,又到书店买了哈定的《怎样画人像》,从书中饱览了法国画家德拉克罗瓦、荷兰画家伦勃朗和徐悲鸿等人的素描人物。大师的作品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打下深深的烙印。他按书中传授的方法,在小学美术教师孙庆和的悉心辅导下,逐渐掌握了描绘对象的结构比例和透视关系,并迈开双脚,到大自然中练习速写和写生。柳林、桃花堤、杨柳青、小站都曾留下他幼小的身影和足迹,几乎风雨无阻,如痴如醉。
到初中毕业时,杜滋龄的绘画才能已是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。他试图叩开中央美院附中的大门,却因家庭出身问题落榜,这是他人生中遭到的第一次打击。但他并未因此沉沦,经过招工考试,他成为天津荣宝斋画店的一名学徒工。在水印木刻的组稿过程中,他接触了齐白石、徐悲鸿、吴作人等大师的原作,这为他熟悉和把握中国画的技法,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而他人生中的第二位老师马达的出现,又使他有机会进行了系统的素描基础训练。三年后,幸运之神又一次眷顾到他,他被调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,在这里,他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三位老师、也是出版社领导的郭钧。郭钧像父亲一样,从思想上、业务上呕心沥血地关心他、培养他,他兼收并蓄,像海绵吸收水那样,在人类知识的海洋中尽情遨游。国画、年画、宣传画、连环画、水粉画,他无所不画;又刻苦研究美学经典、画史画论,从丹纳的《艺术哲学》,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《生活与美学》;从莎士比亚、巴尔扎克到曹雪芹和鲁迅等,以及唐诗宋词。从这些古今中外的经典中,杜滋龄深入探讨了人的外部形象与内心世界的关系问题,为他今后的水墨人物画创作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。
1961年,经郭钧推荐,杜滋龄有幸结识了著名人物画家叶浅予先生。后者在看了杜滋龄的速写习作后,欣然收他为徒。这是杜滋龄的第四个老师。
叶浅予在中国美术界德高望重。他的舞蹈人物形神兼备,简练概括,极富动感。他多次叮嘱杜滋龄,要“七分观察,三分作画”,锻炼在生活中敏锐的观察和捕捉能力。1980年,杜滋龄在浙江美院国画系读研究生时,叶浅予建议他的毕业创作搞一幅《陈老莲》肖像画,并研究一下陈老莲的人物插图《水浒叶子》。在《陈老莲》的创作过程中,他借鉴了《水浒叶子》的画面形式,得到叶浅予的鼓励和首肯,“叶浅予是对我指导最多的导师,他不仅使我提高了艺术素养,还从他身上学到许多做人的道理。”
经历了十年浩劫,在农村“改造”期间仍未丢掉画笔的杜滋龄,迎来了他艺术上的第二个春天。1979年,他考取了浙江美院国画系人物画研究生,导师便是浙派人物画代表之一李震坚,这是他的第五位老师。此时他已38岁。这是杜滋龄绘画艺术发生嬗变和突破的关键时期。一方面,改革开放为艺术的繁荣发展开创了空前宽松和自由的氛围,有利于艺术个性的张扬;另一方面,在李震坚的指导下,杜滋龄在解决人物画的造型和笔墨方面,迈出了重要的一步。从那时起,他的作品开始强调笔墨的内涵,以及南北人物画技法的交融,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绘画风格和个性。
这条路,他走得曲折而艰辛。
边塞风情·个性得张扬
杜滋龄成名于上世纪60年代,早期创作以报刊插图和连环画为主,代表作有《李双双》、《盐丁儿》、《铁木前传》等。80年代初期,杜滋龄在浙江美院研究生班研究中国水墨人物画技法期间,曾赴云南、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写生,创作了一些画风清丽婉约的作品。1983年,杜滋龄首次到青海藏族聚集区写生。雄奇博大的西部风光、魅力独具的历史文化和粗犷质朴的人民,像磁石般强烈吸引着他。仿佛一夜之间,他找到了最适宜水墨画表现、最适宜张扬自己艺术个性的载体。
“壮游不问天地涯,人海投身便是家。”从80年代至今,杜滋龄已十几次深入西部边陲体验生活,搜集创作素材。他与同行的画家们在自然环境恶劣的高原上支起帐篷,烧水做饭,过起与当地牧民无异的生活;寒夜中,不知何种动物常在帐篷外抓挠,呼哧呼哧喘着粗气……一次,杜滋龄随电视台到海拔5200米的甘南草原拍片,正在公路上行走,两条小狮子般的藏獒忽然狂吠着从山坡上俯冲下来,年逾六旬的老画家左躲右闪,又抡起手中挎包与藏獒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。幸亏摄制组人员及时赶来相救,才未发生意外。
莽莽洪荒寒意浓,冰拥玉剑刺天穹,
银花洒洒扬扬落,雪域蒙纱似有情。
这首题画诗,是杜滋龄在雪域高原上有感而发,即兴写就的。这里海拔三四千米,空气稀薄,环境恶劣,而世代繁衍于此的藏胞性格豪爽、刚毅,“高原红”的双颊绽开着纯朴迷人的微笑;雄浑高亢的歌声仿佛源自天籁;而五彩缤纷的藏女服饰,更显示了对美的追求和憧憬……正是这些原生态的民族风情,点燃了画家灵感的爆发点,令他一次次将艺术视角聚焦在这片神奇的土地。
你看那峻岭、莽原、弥漫的风雪,人与自然环境,与牦牛、骆驼、马等动物相依相存的关系,不仅十分入画,而且有利于处理大面积的黑白关系,取得粗犷豪放、大气磅礴的艺术效果。在这些边塞风情画中,他大胆借鉴中国山水画技法,将干裂秋风的渴笔与润含春雨般的泼墨糅合在一起,以画山石的皴法,表现牧民的刚毅古朴,以干涩遒劲的笔墨表现藏袍的粗砺质感。
2002年冬,杜滋龄两次深入祈连山体验生活。走丝绸古道上,远眺汉、明两代长城的断壁残垣,千年风化的土墙,他感受到一种历史的沉积和悲凉感,耳畔仿佛响起了古战场士兵的呐喊、战马的嘶鸣、刀戈的撞击声……捕捉到这种感觉后,他创作了《风雨中的古长城》。
在杜滋龄的边塞风情画中,表现西北少数民族生活的部分,很容易令人联想起绘画大家黄胄的风格。杜滋龄虽未拜黄胄为师,却神交已久,以画为师,从其笔墨技巧中受益颇多。他笔下表现维吾尔、哈萨克、塔吉克等西北少数民族风情的作品,多以女性为主角,如《春满帕米尔》,描绘了几位塔吉克妇女在放牧休息时,坐在草地上逗弄怀中幼儿的生动场景,洋溢着浓郁的边塞生活气息。《丝绸古道雪茫茫》中,容貌俊美的塔吉克女郎携婴骑在牛背上怡然自得的神情,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丝绸古道在新时代焕发出的无限生机和活力。
骚人墨客·发思古幽情
一个画家的人文精神、人文情怀,往往决定着其艺术的题材选择和审美取向。纵观杜滋龄的人物画,除了他最倾情的边塞风情外,凡他亲身经历、所见所闻,均可信手拈来,落墨成画。他多次赴欧洲和南亚诸国访问,遂有《塞纳之秋》、《中东风情》、《印度老人》、《卡拉奇妇女》等描绘异域风情的佳作问世;而在诵读《离骚》、唐诗宋词等古籍时,他又常常从那些诗词的意境中,联想到古代的骚人墨客,从而引发思古之幽情。
杜滋龄对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满怀敬畏之情,几十年如一日,浸文淫史,饱读诗书,涵养美学,“不薄今人爱古人”,从古代名士身上汲取高尚的人格力量。
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。爱国诗人屈原千古传诵的佳句,体现着中国文人的理想和风骨。在《屈子行吟图》中,杜滋龄以飘逸简约的线条,表现出屈原高洁孤傲的情怀,飞扬的衣袂和飘零的枯叶,正烘托出人物“楚国茫茫尽醉人,独醒唯有一灵均”的凄凉心境。在诵读诗圣杜甫的诗作时,杜滋龄深为诗人忧国忧民的人本主义情怀所感染,不仅画了杜甫像,又赋诗一首寄托幽思——
“清夜滴滴伴酒声,灯下杜诗转时空。兵车尘埃听哀叹,石嚎村里泣幽咽。丽人曲江飘香风,不堪回首秋风屋,千年悲泣坎坷事,万事绝唱是圣诗。”
《伯乐相马图》则以焦墨描摹出马的风骨,伫立一旁的伯乐双手倒背,凝神观察。寥寥数笔,境界全出。从中可见画家对物象高度的提炼概括能力和娴熟精到的笔墨功夫。其它如《庄周梦蝶》、《昭君出塞》、《李白诗意》、《钟进士像》等,人物形象各臻其妙,栩栩如生,抒发了画家对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及其代表人物的热爱和景仰。
人到花甲·始悟造化魂
2001年,杜滋龄从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主任职位退下后,摆脱了繁杂的行政事务和教学工作,仿佛又回到青年时代求学若渴的状态中。心沉静下来,求知欲陡增,又开始博览群书,进一步丰富和提升自己的文化底蕴。在他看来,没有思想就没有艺术,所以他除了文史知识外,还学了一点哲学,“学点哲学能使人聪明,能激发人的创造力和审美能力。”在绘画艺术上,杜滋龄始终未停止基本功训练,几年来画满了数十册速写本,堆起来足有一米多高。“到我们这个年龄,应当心平气和了,不要追求名利地位,不再张扬和浮躁,一心研究艺术,争取找到最后的冲刺机会,达到我们一生中所渴求的艺术境界……”杜滋龄说。
近几年,在研究山水画时,杜滋龄特别关注近代大家黄宾虹的画论和画作。学习他如何用笔用墨,以及作画切忌“舞、涂、抹”的告诫。观杜滋龄的新作,多以积墨法为之,用笔用墨不求“帅”,而是增强画面的厚度和张力。他将黄宾虹的精辟论述“艺术流传,在精神不在形貌,貌可学而至,精神领悟而生”奉为圭臬,并在自己的绘画实践中身体力行。
积墨法是杜滋龄近年经常采用的造型手法,在他笔下,无论人物的面部还是衣着,均以不同浓淡、不同笔触的墨色,反复渲染而成,既强化了物象的结构,又增强了画面的厚重感。在注重笔墨的同时,他还在水与色之间寻到了灵感,利用水在宣纸上的无穷变化,使作品的气韵更生动。他还爱用秃笔、硬笔、宿墨、焦墨和颜色的交融,营造出种种特殊的肌理效果。如作于2008年的《建设者》,描绘的是建筑工人在施工间隙,吸烟小憩的情景。画家以多次渲染的墨色,表现工人风吹日晒形成的紫铜色脸膛和坚硬结实的肌肉,更以挥洒不羁的大写意手法,渲染出人物身上的工装,整个画面充满粗犷狂放的阳刚之气,十分契合作品的特定题材和主题。作于2009年的《光明使者》,使人联想起近年来频发的矿难,以及全社会对生产安全问题的忧虑。画面上,一群煤矿工人正扛着工具,或整理着衣帽,其中一个年轻人还摆弄着手机,仿佛正向家人报平安。画家以同样粗粝狂放的笔墨,渲染了他们沾满煤灰的手、脸和衣服。从矿工们松驰舒展的神情中,我们对人的生命和尊严有了一定保障而感到欣慰,同时对这些“光明使者”产生由衷的敬意。
线条,是中国画的最高造型手段,从晋代顾恺之的“春蚕吐丝”,唐代吴道子的“天衣飞扬”,清代陈洪绶、任伯年的勾勒点抹,直到现代叶浅予、黄胄对书法线条的借鉴,都使杜滋龄受益匪浅。从杜滋龄大量速写和人物画中,可以看出他的线条富于刚、柔、枯、润、虚、实的变化,以及善于运用简练又有生机的笔墨线条来表现复杂的内容,取得形神兼备,清新灵动,顿挫有力,浑然天成的艺术效果。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,是与杜滋龄热爱艺术并为之终生探索的执着精神分不开的。
生活中的杜滋龄,生性朴实厚道,为人低调,并无大艺术家身上的那种霸悍之气。正如他自己所言:“我不善言辞,不爱炫耀,又忌虚浮”。他像一个艺术的苦行僧,不舍昼夜,不惧寒暑,义无反顾地向着他艺术的理想王国和最高境界前进,那是一条在熹微的晨光里恬静呼吸着的坦荡的永恒之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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