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胸中浩气 笔底雄风——李铎及其书法艺术简论
书法这门艺术太奇妙了。它是“道”，“肇于自然”（汉蔡邕语），却不取乎原本。“超以象外，得其环中”。书家创作的过程，是以毛笔的周流运转，浓淡枯湿变化，对非质实而虚灵的气的摹拟过程，亦即是深悟中国文化之道的过程。它因中国文化“气”的性质而具有高妙境界，在创造“囊括万殊，裁成一相”的抽象美时，具有多重美学性格。线条点画的曲直、刚柔、方圆，若隐若现地迹化着书家心灵情感的寄托。抒情写意的功能，又往往引发读者与书家心灵的碰撞与共鸣。书法至于如此吗？我们不妨走进李铎先生的艺术世界，观照他半个多世纪寄情于墨海中气势恢宏的审美创造，探寻他与生命融为一体的艺术魅力。
与他的作品对话，你会感悟到“天人合一”这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意义的诠释。我们品其奇妙造的以“雄”为表征的点线篇章，很难不“神与物游”，产生种种审美意象：
以上喻，它如泰岱。雄伟磅礴，壮丽峻拔，且朴茂而古拙，郁郁苍苍，有王者风。
以水喻，它如黄河。雄浑苍茫，激越浩荡，恣肆汪洋，奔腾不息，浴月吞天。
以木喻，它如苍松。雄健劲挺，盘根错节，古藤垂绕，老而弥壮，栉风沐雨，英姿卓立。
以花喻，它如寒梅。老树著花，虬枝如龙，骨骼清靖，笑傲霜雪，高雅坚贞，清香远播。
以词喻，它如苏、辛。格调雄浑，英气勃发，境界宏大，分明是关西大汉执铜琶铁板，唱“大江东去……”。
清代刘熙载法眼精鉴，道出了书法的真谛：“高韵深情、坚质浩气，缺一不可以为书”（《书概》）。而这一切都依赖于“法”而存在，“法”是界定艺术书写与一般书写的唯一要素。李铎先生从书法的本体规定性出发，深明究其理、得其法后才能升华至气势、神采、风韵，达到高妙意境的道理。所以把备尽法度作为学书的第一追求。这也为他日后的艺术表现形成了最鲜明的美学特征。他显然不同于一些恃才傲物的后生们那样，以摧毁传统的革命与规范抗争，更不想与后现代的先锋派为伍。他视传统书法为正宗，数十年孜孜矻矻，以笔法、字法、章法、墨法等诸“法”入手临池，力求从古代丰富的宝库中讨源寻根，上下求索，悟得挥运之理，以夯实深厚的“法”的根基。这一阶段时间很长，他循规蹈矩地察精拟似，以平正立身。不妄谈仁笔为体，不求龙飞凤舞。亲近古人，更是锤炼毅力。
他书法学习的初始阶段，曾受过一代文豪郭沫若先生较深的影响。这本是无可厚非之事，而有人却少见多怪地对此乱发一番议论，我颇不以为然。事实上，同时代人因艺术追求相近，耳濡目染，转益多师者代不乏人。明代解缙在《书学传授》中曾详细列举历代书法传承者，上自汉代蔡邕，下至明季时贤，衣钵相传者凡六七十人。即使当代书界，近取某家书风者亦屡见不鲜。李铎先生以“古不乖时，今不同弊”为训，没有以郭氏书风为自己的艺术思维定势。心仪郭书的同时，更注意上溯古人，努力从历代碑帖中广征博取，化为己用。或二王、颜、柳，或苏、黄、米、蔡，或王铎、傅山、何绍基诸法家名流，或碟躞于秦篆汉碑，或钟情于六朝碑版，他一碑一贴地扒梳品鉴，不计寒暑而浸淫之，追慕之。他的师承中，碑帖结合，以碑为主。金石气与书卷气相融，以金石气为主。汉碑力劲而气厚，魏碑洞达而峻伟，各有攸宜。他将魏碑、汉隶冶为一炉，牵连引带出流便多变的行书。于是他艺术生命的构成中，既有北碑的沉雄峻宕之气，又有汉隶浑穆古拙之风。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苦心耕耘，在痴迷、苦闷、迷惘、喜悦的反复交织中，伴随着花开花落世事沧桑和戎马生涯的几多变化，他用汗水犁出了自己的那一片闪光的艺术天地，跻身于当代中国领袖群伦的书法大家之列。近、现代书坛，以行书写魏碑者，赵之谦、康有为、于右任等各领风骚。而将汉隶、魏碑融合后出以行书的“复合型”书家可谓寥寥无几，李铎推为翘楚，名符其实也。
气韵生动是中国艺术的根本精神。李铎书法在理通、法备的前提下，以气力充沛之笔创造了雄强壮伟的艺术境界，构成了他书法美的又一特征。气是包括书法在内的一切艺术的根本，韵则是一种蕴藉风态。气是无形的，可感会而难以言传。气以力使，力以气行，气为统领。气作为书家主观的审美心理构成，经过物态化的创作，笔墨的挥运，随情感心绪的排遣抒发，凝结成点画线条。清代包世臣强调说：“书之大局，以气为主。使转所以行气，气得则形体随之，无不如意，古人缄秘开矣”（《艺舟双楫》）。
笔法是书法的基本要素。笔力是点画线条赖以存在的基础，使表现线条性状特征的关键。汉字本无命可言，而书家之笔在力的作用下，将点画线条升华为筋、骨、血、肉、精神，合成为具有生命力的节奏和动律，成为妙趣横生耐人品赏的艺术，这种感人之处正是力感效应所在。远在1900多年前，蔡邕就从笔法的角度指出力在书法创作中的要妙：“藏头护尾，力在字中，下笔有力，肌肤之丽，故曰势来不可止，势去不可遏，惟笔软则奇怪生焉”（《九势》）。因此，那种剑拔弩张于外，使读者如感到书者摆臂摇肩，咬牙切齿般鼓努为力之作当属下乘。
李铎先生对气与力的作用，作过较深入的理性思考。他从“视觉感应”推理出“悟性之力”。通过对力的运动过程的考察，得出线的艺术化“可以载负人的精神与情感”的结论。从传授技法的训练中，总结为“将自然的力和人类固有的力，进行抽象与提炼，使之转化为艺术的力”（《力之刍议》）。他在创作《孙子兵法长卷》前，更对气作过具体地研究。他撰文说，“书写过程中，要贯彻一个‘气’字，写出气势、气魄……我特别看重这个‘气’，就主观意愿来说，要突出军魂之气、军势之气、军戎之气……。写兵法要透出军人的风度和气质，像统帅布阵、击鼓催征那样，展现一种‘战斗’的气息，写出阳刚、雄强之美”（《孙子兵法》长卷创作经过》）。这些唯有军人艺术家特有的视角才能道出的艺术思想和美感体验，成为指导他书法创作并形成个人风格的重要理论基础。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下，他对古代军事经典著作的文字，好一番研读、校对、构思、草创等“战前演练”，做到胸有成竹，意在笔先，信心十足地以神思统摄笔墨而开笔。《孙子兵法》长卷诞生了。它以雄健的笔力成为李铎先生人书俱老的扛鼎之作。此卷总长220多米，6000余字，经数日挑灯夜战，奋力书写4尺整幅纸共158张，可谓呕心沥血的辉煌巨制。由此，我想到苏轼“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”（《评草书》）的命题，不能泛泛而论。对于“积学以储宝”的书家来说，尺牍、书礼类的小品尚有可取之处，倘若构思巨幅之作，“无意于佳”此率意书也，何以能成为佳作？
纵观此长卷，由于书家娴熟地解决了逆势、笔与纸面的摩擦、指腕肘内的综合协调运用，在避秀就雄的创作意识下，落笔则笔实墨沉，气酣力足，凝重劲健。上下起倒，左右翻折，内擫外拓，方圆并施，抽拔绞转，笔势飞动。不拘中锋、侧锋、偃仰顿挫，正欹相参，藏锋以包其气韵，露锋以耀其神采。点、线或连或断，若歌若舞。时用渴笔飞白，增加了苍劲老辣的意味。不同形态的线条在强烈而自然和谐的变奏中，呈现出强悍朴拙的阳刚之性的力量美。书家将气血熔铸的情感注入笔端，于是洋洋洒洒，浩浩乎，落落乎，崩云蝉翼之妙，飞雪湍流之奇，通篇豪壮之气，因笔势而漾溢，随血脉而充盈。我们的视线循着起伏婉转的线条，聚散开合的篇章而变化，渐渐融入一种境界。如同读一部中国古老智慧的史诗，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主义颂歌。似乎感悟到一种“魂”，即“神算、谋划、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”的“兵法之魂”。感到一种“气势”，即“摧枯拉朽，所向披靡，无往而不胜，无坚而不摧”的“军势之气”。如身临广漠的塞外古战场，观秦月汉关，烽火连天，旌旗猎猎；听笳鼓喧喧，千军呼啸，万马嘶鸣，不禁为悲壮的画面而惊心动魄。当年汉武帝赞叹泰山曰：“高矣，极矣，大矣，特矣，壮矣，赫矣，骇矣，惑矣。”以此语关照长卷，读者诸公不知会引发何种联想？
在李铎先生的书法成就中，擘窠大字是其艺术的一大特色。榜书最难写到好处，行草书尤难，非功力深厚者不敢为之。难怪康有为也慨叹榜书“自古为难”。古来作大字榜书者，多为楷、隶之体。偶有行草书，多以小字放大后制成，原大者殊为鲜见。李铎练就以驾驭大笔书写大字的能力。且字愈大愈雄壮，愈古拙，气足神完，意蕴深藏。每捻管作书，周身尽力。臂肘协同挥运，贵能气度雍容，依然雄强雅健，风度卓然。大江南北名山摩崖、楼阁亭台，多有题刻，与大自然合为一体，与山水风光相映生辉。近闻李铎先生为中央军委办公楼新书巨制毛泽东词《沁园春.雪》，字大径尺，气势磅礴，堪与《孙子兵法长卷》并美。
综上所述，李铎先生以雄健、豪放、峻伟、古拙的书风，创造出独特的美学品格和文化意蕴。从中国传统美学角度审视，无疑这是一种偏于阳刚的壮美的艺术形态。即以一种强烈的动势、充满力感的粗犷的线条、硕大的造型、古拙的意态为形式特征，引起读者博大、雄伟、豪迈、壮观、以及振奋、鼓舞、愉悦等复合情感反应的艺术形态。关照他的书法，入进去，出得来，几经涵泳品味，我们会感染到一种激发勇气和力量，传达人的坚强意志的崇高之美，撩发起特殊的美学情思。在李铎先生的艺术观念中，不以“华之外观者博浮誉于一时”，翰墨情结里，惟期重“质之中藏者得赏音于千古”。他将质朴无华的真诚情感融于笔墨，又以凝重沉实的笔墨展现情感的真诚。
如果说，艺术作品是艺术家“本质力量的对象化”，那么书法作品则体现着书家的才情、功力、学问、修养。这因为，当笔墨线条作为情感符号和人生语汇来挥洒时，必然迹化出心灵、性情、人格和气度的差异。只有加强理论的研究和多层面的学养，才能最终完成从艺术直觉到理论自觉地哲学提升，才能在创作中逐渐减少盲目性和偶然性，不断深化作品的文化内涵，提高艺术的品味和格调。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。故资贵聪颖，学尚浩渊。正如刘熙载所言：“书，如也，如其学，如其才，如其志，总之曰如其人而已”（《书概》）。古今书法大家几乎无一不是学者，这是中国书法史上颇引人深思的文化现象。李铎先生书法取得显著成就，深深得益于他多方面的修养。他潜心诗词，时作丹青。辐射式的多元化汲取相关艺术的滋养。青年时即学写律诗，继学古风，后按谱填词，亦撰楹联抒情言志。“几十年读背思写，对诗词的意蕴略有领悟”，或登山观海，或赏花听琴，或观画读史，每有诗兴，口占手拈，信笔题咏，多获佳作，为盛世讴歌，发思古幽情。如《题洞庭》云：“汨罗西向洞庭间，晓雾初开水接天。远看千帆分雪浪，一螺青黛落苍烟。”读来朗朗上口，格调清新典雅，“既无失律，又有意蕴”（启功先生语），似有宋人遗风。将清词丽句挥录于纸，典雅的双重创作悬于高堂素壁之上，在当前千军万马抄唐诗的各类书法展中，自是一种卓尔不群的风貌。李铎先生还力图从中国画中参悟出有关书法的艺术通感。正如近人王世镗诗云：“悟得梅兰腕下趣，自然指上有清风。”他以李苦禅大师的名言“书至画为高度，画至书为极则”为座右铭，痴情于松竹梅兰、静山动水的文人画的投入，在笔情墨趣中，演练书家的文人风骨。他把工作室取名为“馨兰轩”。兰，花中之君子也。其高雅的艺术与人生追求，心境的虚静和恬淡，心灵的净化与提纯，均于斯可鉴矣。
“梅花香自苦寒来”。勤奋是古今中外一切艺术家成功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历练。翰墨场上，不乏“墨池”、“笔冢”的踽踽独行之恋。怀素书蕉、羲之穿被，指催瓜裂之苦，描画了先驱、后续者们艰难跋涉的足迹。李铎亦然。他清水题壁、雪地帚书、手指画沙的经历，表现了坚忍不拔的执著精神。正所谓“艺痴者技必良”。因为有了无怨无悔的投入，李铎的笔下才可以在得心应手中万豪齐力，能开能合，能放能收，擒纵自如。小可蝇头，大能逾尺，豪放者气冲斗牛，娟秀者雅逸精妙。一如戏路宽的演员，不拘形式题材，随意挥洒皆成佳作。中国传统的艺术十分注重抒情写意的功能，强调艺术家主观情志的表现。作为一个法则，讲究以意率境，表现创作主体的审美体验或精神品格和理想。从此角度上可求以下，李铎先生如能进一步化法为意，形从于神，笔下沉实凝重，真力弥漫的同时，再增加些空灵和活脱，以充实和空灵形成两元的艺术精神，其作品必定会在自然的转化中，跃上更高的品位和格调。以先生的功力和学养，随着新世纪的到来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古稀之年后的艺术会更加炉火纯青，进入出神入化的境界。
当代中国书法界十分热闹。层出不穷的展赛推出了一大批新人，也同时助长了期望一展暴红的浮躁之风。真正的书家，应当沉寂下来，作一番冷静的反思，以平静的心态向更高更深层次进取。解读李铎先生的书法艺术与人生轨迹，或许有助于我们推理些可资借鉴的东西。书法，洵非“雕虫小技”也。由汉字、笔墨、功力、文化思想和情思融合成魅力无穷的艺术世界，代表着具有浓厚民族情调的东方文化。既如此，天分、才气、功力、学养，缺一者何为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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